前段时日，国务院发布相关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特别指出要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民营银行由此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社会各界对此反响热烈。
　　各地都有民营企业或机构积极向银监会申办民营银行，其中不乏已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的知名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中关村等等。可以预见，在这个过程中将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银行家，在为本企业创造利润的同时，他们也将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在当代人的理解中，这群银行家不仅仅是追逐财富的人，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人。
　　然而揆诸历史，银行家的形象有着令人玩味的转换，作为其前身的放贷者在古代社会中名声可不怎么好。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对“从作为交易中介的钱币上取得私利”的放贷者们就没有什么好感，认为其利润来源“利息”，即“钱币所生的钱币”是不合乎自然的，从事这个行业当然就是“令人可憎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令人可憎的”行业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历史长河中越来越耀眼。
　　在欧洲中世纪，由于基督教义的影响，这种“不自然”的经营行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升级为极为邪恶的活动。基督教会严禁放高利贷，那些从事高利贷职业的人，被视为邪恶之徒，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有意思的是，教会自己却离不开银行。在征收税款、汇兑资金方面，教会必须依赖于银行家们的帮助，到了后来更是需要银行提供贷款。
　　与教会的官方腔调不同，银行家特别是大银行家实际上颇受照顾。1291年，法国国王菲力四世逮捕了境内所有的意大利商人，教皇立即进行干预，要求释放几名意大利商人，特别是来自锡耶纳、佛罗伦萨和卢卡的几名商人，因为他们同时也从事着教会已经不可或缺的银行业务。甚至后来为了征税方便，银行家取得对教皇委任令的控制。教皇的委任令不是发给候选人，而是先交给银行家。1448年，美第奇银行布鲁日分行致信约克大主教约翰・坎普，告知他美第奇银行在罗马的合伙人帮助约翰的侄子托马斯・坎普战胜英王亨利六世和威廉・波尔支持的候选人，谋得了伦敦主教的职位。他们在信中要求大主教在一个月内把其侄子的授职费支付给美第奇伦敦分行经理。否则，他们就不得不遗憾地把密封的教皇诏书发还罗马。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即使处于充满敌意的意识形态环境中，银行家也混得风生水起，不仅推动着银行业的茁壮发展，对社会也发挥着深层次的影响力。
　　自从亚当・斯密将对私利的追逐正当化为社会前进的动力以来，银行业发展的意识形态障碍就化为了历史的尘埃。在现代工商业需求的刺激下，银行业取得了小农经济下难以想象的成就，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现代社会中，银行家已然华丽转身，成为了社会中受人尊敬的人物，与古代逐利之徒的贪婪形象自是大异其趣。
　　1949年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家信用的保障下，我国银行业安全性有余、灵活性不足，银行家个人的发挥空间在制度的束缚下也着实有限，对当时银行家的印象可能会觉得他们更类似于刻板的政府官员。
　　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中，经济增长越来越寄望于中小企业充满活力的创新，而中小企业细微的金融需求是大型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难以满足的。当前民营银行定位于服务三农、社区和小微企业，正是为了填补大型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所留下的市场空间。可以想象，银行家的智慧与经验、审慎与勇气、坚持与创新在这个空间中必将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们期待着更富人格魅力的银行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