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孟加拉陷入饥馑之中。瘦骨嶙峋的人们出现在首都达卡的火车站与汽车站。很快,这些小股的人流就变成了一场洪水。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他们是死是活。政府开设了救济粥棚,但是很快,所有新开的粥棚都没米了。报社向全国提出警告:饥荒将继续蔓延。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叨念任何标语口号,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
　　人有许多死法,但是,饿死是所有死法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1976年,我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帮助他们。
　　一天,拉蒂菲和我去乔布拉村做例行询问,我们在一个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来,泥墙已经坍塌,茅草屋顶千疮百孔。
　　一个女人蹲在门廊肮脏的地上,双膝紧紧夹着一个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手指飞快地动作着,编织那些执拗的竹条。
　　听到拉蒂菲的问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冲她叫道,“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咱们是邻居。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拉蒂菲礼貌的态度使她放下心来,她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她的意思是,家里没有男人。在孟加拉,妇女是不应该和非近亲的男人说话的。
　　孩子们赤裸着在院子里到处跑。邻居们从窗口窥视着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长,会说本地方言,总是努力通过聊天赢得穆斯林妇女的信任。向一位母亲夸赞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亲感到自在。于是我抱起身旁一个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来,向母亲身边冲过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怀中。
　　“你有几个孩子?”
　　“三个。”
　　“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我说。这位母亲稍稍安下心来,她二十出头,瘦瘦的,拥有黝黑的皮肤和眼睛。她穿一件红色的纱丽,目光里是从早到晚劳作的那种疲惫。
　　“你叫什么名字?”
　　“苏菲亚・贝格姆。”
　　“你多大了?”
　　“21岁。”
　　“这竹子是你自己的吗?”
　　“是的。”
　　“怎么得来的呢?”
　　“我买的。”
　　“这竹子花了你多少钱?”
　　“5塔卡。”当时这相当于20美分,“我从派卡那儿借的。”
　　“那些中间人?你和他们是怎么说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卖回给他们,算做还款。”
　　“你一个凳子卖多少钱?”
　　“5塔卡50波依夏。”
　　“那么你就挣50波依夏了?你能从放债人那儿借现金来买你的原材料吗?”
　　“能,但放债人会要很多。那样就变得更穷了。”
　　“放债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况。有时每周10%,但我有个邻居,要每天付10%。”
　　“而那就等于你用这些竹凳挣的所有钱,50波依夏,对吧?”
　　“对。”苏菲亚说。她又开始编织着那些竹枝。苏菲亚的收入几乎不够她自己吃的,更不要说使她的家人有适当的居所和衣着了,那么孩子们又怎么去上学呢?简直不能去想象某一天她的小孩有可能逃脱这种惨境。
　　一天只挣2美分,这使我震惊。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于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的单位展示出来的。什么地方出错了?我的大学课程怎么没有反映苏菲亚的生活现实呢?我很生气,生自己的气,生经济学系的气,还有那些数以千计才华横溢的教授们,他们都没有尝试去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生他们的气。在我看来,是现存的经济制度注定了苏菲亚的收入将永远只能在如此低的水平,她永远也攒不下一分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投资来扩展她的经济基础。她的孩子注定将像她和她的父母一样,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食不果腹,勉强维生。我以前从没听说有任何人会由于缺少20美分而受苦,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是荒谬的。我是不是该立即把手伸进口袋里,把苏菲亚需要作为资本的那一丁点儿钱交给她呢?那是十分简单,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克制住了这个冲动,她并不是在要求施舍。况且,送给一个人20美分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
　　第二天我给梅姆娜・贝格姆打了电话,她是为我收集资料的大学生,我请她帮我将乔布拉村像苏菲亚这样依赖放贷者的人开列一个名单。一周之内,我拿到了一个列有42个人名的清单,借款总额为856塔卡――不到27美元。“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就只是因为没有这27美元!”我惊叫道。
　　我想要帮助这42个身强力壮、刻苦劳作的人,就像念念不忘一根骨头的狗,我围绕着这个问题不断地钻研。像苏菲亚这样的人如此穷困,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懒惰,他们整天从早干到晚,做着一些复杂的体力工作。他们穷,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这个缺乏正式机构的贷款市场就由当地的放贷者接管了。它是一个有效的输送体系,在通向贫穷的单行道上形成滚滚洪流。但是,如果我能把那27美元借给乔布拉的那些村民,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任何人,从而以他们的劳动得到最高的回报,而不受制于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了。
　　原来一切是那么容易。我将27美元交给梅姆娜,告诉她:“给你,把这钱借给名单上的那42个村民。他们可以把放贷者的钱还清,把他们的产品卖个好价钱。”
　　“他们应该什么时候还给你呢?”她问道。
　　“在他们还得起的时候,在他们卖自己产品最有利的时候,什么时候都行。”我说,“他们不必付任何利息,我不干放贷者一行。”
　　通常,我头一碰枕头几秒钟就睡着了,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了。躺在床上,我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分子而感到羞愧,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42个有技能的人提供使他们能够自己谋生的区区27美元。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极为不够的,这令我无法安枕。如果其他人需要资本的话,他们几乎没可能追寻到我这个经济系的主任。现在,我需要创立一种这些人可以依赖的机构性的解决方法,一个能够借钱给那些一无所有者的机构。我决定去找当地银行的经理,要求他的银行借钱给穷人。事情看上去是如此简单和直截了当,我睡着了。
　　一切就这么开始了。7年之后,孟加拉格莱珉(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银行,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诞生了。我不打算成为一个放贷人,也没打算把钱借给任何人,我真正想做的是要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失望,我对银行最基本的抵押担保的原则提出质疑。我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不知道自己将会卷入什么之中。我在盲目前行,边走边学。使我大为惊奇的是,事实证明,没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比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的还款情况还要好。的确,我们贷款的还款率超过了98%。穷人深知,这一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偿付贷款的话,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机会,重蹈贫困的旧辙。■
　　
　　穆罕默德・尤努斯,孟加拉国经济学家,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他开创和发展了“微额贷款”的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2006年,“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他与孟加拉乡村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曾获得过总计60多项荣誉,如1978年孟加拉总统奖、1985年孟加拉银行奖、1994年世界粮食奖、1998年悉尼和平奖,以及2004年《经济学人》颁发的社会经济创新奖等